正大天晴TSLP单抗启动新Ⅲ期临床研究，抢滩百亿美元呼吸疾病市场

　　抗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广泛应用于多种癌症治疗，但耐药性依然是限制其疗效的主要障碍。传统认为免疫治疗耐药多由PD-L1以外的因素引起。然而，2026年1月2日，陆军军医大学卞修武团队在《Cell Research》在线发表的重要研究揭示，PD-L1蛋白本身具备E3泛素连接酶活性，能够诱导β2-微球蛋白(β2m)泛素化并促进其降解，降低肿瘤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表面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类(MHC-I)表达，最终导致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系统CD8+ T细胞的识别，进而促成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ICB)耐药，尤其在基础β2m表达低的肿瘤中更为明显。　　MHC-I缺陷与肿瘤免疫逃逸及免疫治疗耐药的关系　　MHC-I分子在抗原呈递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呈递肿瘤特异性抗原帮助CD8+ T细胞识别并消灭肿瘤细胞。肿瘤细胞表面MHC-I表达缺失或减少是免疫逃逸的重要机制之一，多项研究均证实其是免疫治疗耐药的重要原因。例如，胰腺导管腺癌(PDAC)中，MHC-I通过自噬-溶酶体通路被选择性降解，抑制自噬可增强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效果。急性髓性白血病(AML)中，MHC-I的泛素化和溶酶体降解涉及SUSD6、TMEM127及E3酶WWP2，成为肿瘤逃避免疫的重要途径。　　此外，MHC-I基因的转录抑制，例如由Polycomb抑制复合物2(PRC2)介导的表观遗传沉默，也与免疫治疗耐药密切相关。　　β2m在MHC-I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及其缺失导致耐药　　β2m作为MHC-I的轻链，是MHC-I稳定表达和功能不可缺少的成分。β2m的遗传缺陷或表达降低，会引起肿瘤细胞表面MHC-I表达的丧失，削弱CD8+ 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造成抗PD-1/PD-L1治疗效果不佳。研究数据显示，β2m纯合子截断突变与黑色素瘤对PD-1阻断治疗的获得性耐药密切相关。在肺癌免疫耐药模型中，β2m缺失同样导致对治疗的抗拒。此外，临床样本分析显示，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体内较高的β2m表达通常伴随更佳的免疫治疗反应和更长的生存期。　　靶向PD-L1的E3泛素连接酶功能提升免疫疗效新策略　　本文突破性发现，除其作为免疫检查点配体的传统功能外，PD-L1还拥有内在的E3泛素连接酶活性，介导β2m的泛素修饰及蛋白酶体降解，进而降低MHC-I表达，助力肿瘤免疫逃逸。阻断PD-L1的这一酶学活性或干扰PD-L1与β2m的相互作用，能够显著恢复肿瘤细胞表面MHC-I的表达，增加肿瘤内CD8+ T细胞浸润，从而增强抗PD-L1治疗的敏感性。　　这一发现不仅拓宽了对PD-L1作用方式的认知，也提示PD-L1-β2m轴为克服免疫检查点阻断耐药的新兴治疗靶点，具有重要的临床转化潜力。　　综上，该研究揭示了PD-L1介导肿瘤免疫逃逸的新机制，强调β2m在免疫治疗中的关键角色，为开发针对PD-L1内在酶活性的创新药物提供了理论基础，有望推动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的疗效提升。

　　头痛：全球最常见且长期致残的疾病之一　　头痛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并且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持续位列导致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之列。根据《国际头痛疾病分类》(ICHD)，偏头痛、紧张型头痛和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是最主要的三种类型，对公共健康造成显著影响。　　以往针对头痛疾病的研究多集中在患病率上，而对其造成的健康损失缺乏全面评估。2023年《全球疾病、伤害与风险因素负担研究》(GBD)团队针对1990年至2023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发表于《柳叶刀·神经病学》(The Lancet Neurology)。　　2023年全球约29亿人患有头痛疾病　　研究估算显示，2023年全球约有 29亿人 受到头痛困扰，在所有健康损失原因中排名第六。　　全球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 34.6%，伤残生存年(YLD)率为 541.9/10万人，其中偏头痛贡献了大部分健康损失(487.5/10万人)。　　尽管过去30年间头痛的总体患病率保持稳定，但女性的健康损失明显高于男性。女性的YLD率为739.9/10万人，是男性(346.1/10万人)的两倍以上。　　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成为重要的次生负担　　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MOH)多由长期服用止痛药以缓解偏头痛或紧张型头痛所致。　　数据显示，在紧张型头痛的健康损失中，男性58.9%、女性56.1%归因于MOH;而在偏头痛中，这一比例分别为22.6%(男性)和14.1%(女性)。　　这表明，药物过度使用导致的继发性头痛是全球头痛疾病负担中不可忽视的部分，约占总YLD的 20.8%。　　女性患病率与发作时长均高于男性　　在所有年龄组中，女性的头痛持续时间普遍比男性更长。　　例如，在确诊偏头痛患者中，女性一年内处于发作状态的时间占比从9.3%上升至12.8%，而男性则从6.3%升至8.7%。　　此外，偏头痛的全球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 14.1%，女性(17.6%)明显高于男性(10.5%)。紧张型头痛更为常见，患病率达 24.9%，男女差异不显著。　　地区差异显著：中东与高收入地区负担最重　　从地区分布来看，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偏头痛YLD率最高(552.8/10万人)，其次为高收入国家(538.7/10万人)。　　紧张型头痛在中欧、东欧和中亚地区最为突出(82.9/10万人)，而负担最低的地区分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偏头痛)和东南亚及大洋洲(紧张型头痛)。　　研究启示：头痛疾病管理需纳入基础医疗体系　　研究人员指出，头痛疾病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是全球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女性不仅发作频繁、病程更长，而且在健康损失中承担了更大比例。　　更重要的是，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是可预防的。因此，专家呼吁应将头痛的管理纳入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通过加强教育、规范用药与早期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健康负担。　　结语　　这项全球性研究再次强调：　　头痛疾病不仅是常见的健康问题，更是长期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致残因素;　　女性群体受影响更为显著;　　合理的药物管理与基础医疗干预有望显著减轻头痛带来的社会与经济负担。　　科学认识、规范治疗与预防滥用，是减轻全球头痛负担的关键。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Cs)已成为再生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其独特的“变身”能力使得它们可以从皮肤、尿液等样本中获取，并被定向分化为心脏、肝脏等各类细胞。犬类作为与人类共享多种遗传疾病的动物模型，其iPSCs在再生医学和药物研发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用于治疗扩张型心肌病等难治性疾病。尽管如此，iPSCs的培养条件极为严格，传统培养基在维持其多能性与定向分化效率之间难以平衡，导致细胞分化紊乱或功能不全。对此，近期大阪公立大学研究团队的突破性成果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AR培养基：犬类iPSCs定向分化的关键突破　　近日，大阪公立大学兽医学系的Shingo Hatoya教授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在《Stem Cell Reports》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新型AR培养基的研究成果。该团队通过优化培养基，成功地将犬类iPSCs高效定向分化为功能性心肌细胞，为犬类心脏病治疗以及人类再生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　　AR培养基的设计精妙，能够满足犬类iPSCs的生长需求，确保细胞在增殖过程中维持多能性。通过调整营养成分、生长因子及信号分子的组合，研究团队成功引导iPSCs向心肌细胞分化，最终获得了高表达心肌特异性基因和蛋白质(如TNNT2和MYH6)的功能性心肌细胞。这些细胞不仅能够节律性地收缩，还能通过电生理检测，表现出与天然心肌细胞一致的功能特性。　　为药物研发提供可靠的临床前测试平台　　这些功能性心肌细胞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临床前测试平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这些细胞测试新化合物对心肌的影响，筛查潜在的安全性风险，从而降低临床试验失败的概率。Hatoya教授表示，犬类与人类在扩张型心肌病等疾病的遗传通路高度相似，因此，使用犬类干细胞进行的研究不仅能够为犬类疾病的治疗提供参考，还能为人类疾病的治疗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AR培养基的多重潜力与未来展望　　除了心肌细胞，AR培养基的优化培养体系还为iPSCs向肝脏、神经等其他细胞类型分化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未来该技术有望应用于多种难治性疾病的研究，不仅推动宠物心脏病的治疗，也可能加速人类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的研究与治疗。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AR培养基有望推动犬类心脏病的再生治疗，比如通过使用患者自身细胞制备心肌细胞进行移植治疗。而在人类医疗领域，犬类作为大动物模型，其干细胞分化的细胞能够为药物测试和治疗方案开发提供更为可靠的数据，助力攻克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疾病。　　结语：跨物种医学的新篇章　　AR培养基的成功研发，使犬类iPSCs的应用得到了充分释放。这一技术不仅为宠物医疗和再生医学之间搭建了桥梁，更为跨物种医学的未来奠定了基础。随着更多基于犬类干细胞的治疗方案的实施，不仅将改善宠物健康，也可能为人类在难治性疾病的治疗上提供新的突破。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是全球导致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治疗该病的常见有效手段，而术后常规使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阿司匹林与其他抗血小板药物联合)来预防血栓形成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然而，近年来关于PCI术后是否应早期停用阿司匹林的争议引发了广泛关注。2025年8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　　背景：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后阿司匹林停用的挑战　　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在成功进行PCI治疗后，是否能够仅依赖强效P2Y12抑制剂单药治疗而不继续使用阿司匹林，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前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评估这种单药治疗方案的效果与安全性。　　研究设计：随机对照试验评估阿司匹林停用的效果　　这项研究由巴西多个中心共同开展，采用多中心、开放标签的随机对照设计。研究对象为成功接受PCI治疗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研究团队在患者入院后的前四天内，按1:1的比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不同的治疗方案。第一组患者停用阿司匹林，仅使用强效P2Y12抑制剂(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进行单药治疗;第二组患者继续接受传统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阿司匹林与P2Y12抑制剂联合)。整个疗程为12个月，研究的主要终点是包括全因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或紧急血运重建的复合终点。　　研究结果：单药治疗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对比　　研究共纳入3410名患者(单药治疗组1712名，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组1698名)。在12个月的随访期结束时，研究团队发现：　　在无论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或紧急血运重建的复合终点中，单药治疗组有119例(Kaplan-Meier估计为7.0%)发生不良事件，双联治疗组为93例(Kaplan-Meier估计为5.5%)。两组之间的绝对风险差异为1.47个百分点(95%CI，-0.16～3.10)，且未能达成非劣效性结论(p=0.11)。　　在主要出血或临床相关非主要出血方面，单药治疗组有33例(Kaplan-Meier估计为2.0%)，而双联治疗组为82例(Kaplan-Meier估计为4.9%)。绝对风险差异为-2.97个百分点(95%CI，-4.20～-1.73)，显示单药治疗的出血风险明显较低。　　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单药治疗组为12例，而双联治疗组为4例，单药组略有增加。　　结论：强效P2Y12抑制剂单药治疗未优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　　本研究表明，尽管在减少出血风险方面，强效P2Y12抑制剂的单药治疗相比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具有一定优势，但在防止心血管不良事件(如死亡或缺血性事件)的复合终点上，单药治疗未能显示出优于双联治疗的效果。因此，阿司匹林早期停用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术后，并未被证实为非劣效于双联治疗。　　临床意义：个性化治疗策略的进一步探索　　这项研究为PCI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方案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患者群体(如高风险患者)在不同治疗策略下的效果，以便制定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从而更好地平衡治疗效果与出血风险。

　　一项最新的大规模脑部尸检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 细颗粒物空气污染(PM2.5) 与阿尔茨海默病神经病理性改变(ADNC)加重及认知功能下降速度加快密切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在高浓度PM2.5区域的人群，其大脑中淀粉样蛋白与tau蛋白病变程度明显更严重。　　暴露一年即可显现病理变化　　研究团队指出，相比居住在低污染地区的人群，暴露于更高水平PM2.5环境一年后 的个体，其大脑中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病理指标显著升高，包括淀粉样蛋白沉积与tau蛋白缠结的增加。　　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老龄化研究所联合主任Edward Lee博士表示：“空气污染不仅提升痴呆的发病风险，还可能加重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进展。除了寻找新疗法外，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活环境在疾病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该研究发表于《JAMA Neurology》(《美国医学会神经病学杂志》)。　　研究设计与分析：基于602例脑部尸检样本　　本次研究基于宾夕法尼亚医学脑库1999年至2022年的 602例脑部样本(平均年龄78岁，男性占55%)。研究人员检测了tau、β-淀粉样蛋白、α-突触核蛋白及TDP-43等神经病理标志物，同时分析脑血管病变(包括脑梗死、动脉硬化及淀粉样血管病)与认知损伤的关联。　　研究结果表明，超过一半的受试者存在严重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表现，其中：　　71% 处于 Thal 淀粉样蛋白分期 4/5;　　64% 达到 Braak 分期 V/VI;　　62% 的ADNC水平较高;　　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SB)中位数为12，提示中度痴呆。　　PM2.5暴露与神经退行性变化的显著关联　　研究团队通过匹配受试者死亡前或最后一次CDR-SB评估前5年的居住地信息，计算其死亡前1年平均PM2.5暴露水平(中位数9.4 µg/m³)。　　结果显示，每增加 1 µg/m³ 的PM2.5暴露量：　　Thal分期升高风险增加 17%;　　Braak分期升高概率上升 20%;　　CERAD评分下降风险提高 20%;　　ADNC整体水平升高概率增加 19%。　　这些数据均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01)，进一步确认了空气污染与阿尔茨海默病进展的密切关系。　　污染水平与认知损伤呈正相关　　在亚组分析中，研究人员还发现：PM2.5暴露水平越高，认知与功能障碍越严重。这一趋势在最后一次临床痴呆评分(CDR-SB)中同样得到验证，表明空气污染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病理层面，也体现在认知功能的退化上。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作者指出，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性，包括：　　未充分控制 吸烟、饮酒、运动及城乡差异 等混杂因素;　　受试者中 95%为白人，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　　部分样本未涵盖血管性痴呆病例，可能造成选择偏倚。　　研究团队呼吁，应开展更大规模、不同人群的尸检研究，以深入揭示PM2.5暴露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的因果联系。　　结语：环境因素或是阿尔茨海默病关键推手　　这项研究进一步印证了环境污染对大脑健康的深远影响。细颗粒物(PM2.5)不仅是呼吸系统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加速恶化的幕后推手。未来，减少空气污染暴露、改善环境质量，或将成为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策略。

　　口腔微生物组在人体健康中的作用已获得广泛认可，而口腔病毒组，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2025年9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在《Cell Reports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Oral virome metagenomic catalog links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phages to obesity and type 2 diabetes》的研究，揭示了口腔病毒与2型糖尿病及肥胖之间的潜在关系。　　建立口腔病毒组数据库　　为了解口腔病毒的作用，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名为“人类口腔病毒组数据库(HOVD)”的资源库。该数据库包含了24440个噬菌体病毒操作分类单元(vOTU)和83个真核病毒，数据来自220名肥胖患者(包括患有或未患2型糖尿病者)。这一数据库的建立为后续的病毒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和新视角。　　口腔病毒组与肥胖、2型糖尿病的关联　　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和肥胖患者的口腔病毒多样性显著降低，这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较低。同时，病毒与细菌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且口腔和肠道之间的病毒传播增强。这一发现提示，口腔病毒组在代谢性疾病中的潜在作用可能被低估。　　噬菌体内溶素对牙龈卟啉单胞菌的抑制作用　　研究进一步通过计算机分析识别出多种与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相关的噬菌体，并筛选出6种内溶素。牙龈卟啉单胞菌是导致牙周炎的主要病原菌之一，与多种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相关。实验验证显示，三种内溶素的混合物能够显著抑制这种致病菌的生长，为伴有2型糖尿病的牙周炎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可能。　　研究的意义与前景　　这项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口腔病毒组与肥胖、糖尿病等疾病之间关系的理解，还为未来基于微生物组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口腔病毒组数据库的共享，科研人员有望进一步揭示更多潜在的口腔疾病治疗方案。　　总之，口腔微生物组中的病毒，特别是噬菌体产生的内溶素，可能成为治疗口腔及全身性疾病的新途径，尤其是对2型糖尿病相关的牙周炎，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过去十多年，氯胺酮作为一种快速起效的抗抑郁药受到了广泛关注。尽管其抗抑郁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已有研究指出氯胺酮通过阻断GABA能中间神经元，促进谷氨酸释放，激活AMPA受体以提高突触可塑性，从而实现快速缓解抑郁症状。然而，最新研究进一步揭示，氯胺酮的抗抑郁效应不仅限于谷氨酸系统，还可能依赖阿片类系统的协同作用。尤其是μ阿片受体(MOR)的参与，可能对氯胺酮疗效起到关键调节作用。该研究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团队完成，并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研究背景：阿片系统对氯胺酮疗效的潜在影响　　临床前研究发现，阻断阿片受体可显著削弱氯胺酮的抗抑郁效果，但此前的样本量较小，未能明确背后的神经机制。为进一步验证和解析这一现象，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团队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开展随机双盲交叉临床试验，同时结合功能性磁共振波谱(¹H-fMRS)技术来实时监测脑区谷氨酸活性。　　试验设计：纳曲酮与安慰剂组的对比　　本研究纳入了28名患有重度抑郁症的受试者，这些患者基线时均存在明显抑郁症状。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每人分别接受两次治疗，间隔14至33天：　　安慰剂组：口服安慰剂，随后静脉注射氯胺酮;　　纳曲酮组：口服阿片受体拮抗剂纳曲酮，随后静脉注射氯胺酮。　　试验中，共有25名参与者完成了两轮治疗。研究使用蒙哥马利抑郁评定量表(MADRS)及自评量表(QIDS-SR、M3VAS)进行抑郁症状评估，同时评估快感缺失症状、解离症状和类精神病主观效应。功能性磁共振波谱实时监测前扣带皮层(ACC)的**谷氨酸+谷氨酰胺(Glx)**水平。　　主要发现：阿片系统参与氯胺酮抗抑郁效应　　抑郁症状改善的差异　　氯胺酮显著减轻抑郁症状：在安慰剂组中，MADRS评分平均下降14.65分，显示氯胺酮具有显著抗抑郁作用。　　纳曲酮削弱氯胺酮抗抑郁效果：纳曲酮组MADRS评分下降幅度为10.50分，显著小于安慰剂组，提示阻断阿片受体会减弱氯胺酮的治疗效应。　　自评量表(QIDS-SR、M3VAS)均显示抑郁改善，但两组间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快感缺失与解离症状　　快感缺失症状：两组治疗均改善快感缺失，但纳曲酮组的改善程度低于安慰剂组，差异未达显著性。　　解离症状和类精神病主观感受：两组间评分无明显差异。　　谷氨酸活性：阿片系统的抑制作用　　功能性磁共振波谱显示，在安慰剂组中，静脉注射氯胺酮导致前扣带皮层(ACC)的谷氨酸+谷氨酰胺(Glx)水平显著增加，在注射后15-25分钟达到峰值。而在纳曲酮组中，这种谷氨酸活性增加被显著削弱，表明阿片受体阻断干扰了谷氨酸活动的增强。　　敏感性分析：年龄与性别的影响　　分析表明，受试者的年龄、性别及抗抑郁药物使用史等因素不会显著影响实验结果。然而，在男性受试者中，安慰剂组与纳曲酮组间的差异更加显著，这或许提示了性别对阿片系统功能调节的潜在影响。　　研究意义：多系统协作的抗抑郁机制　　研究结果支持了氯胺酮通过提高ACC中谷氨酸活性实现抗抑郁效应的核心假设，同时证明阿片系统的协同激活对于氯胺酮疗效的实现至关重要。纳曲酮削弱氯胺酮引起的谷氨酸活动增加，也反映了谷氨酸与阿片受体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临床启示与未来方向　　谨慎联合用药：这项研究提示临床医生在使用氯胺酮治疗抑郁症时，应避免与阿片受体拮抗剂联合使用，以确保疗效，尤其是在急性治疗阶段。　　药物开发新方向：未来可开发兼顾谷氨酸系统和阿片系统调控的抗抑郁药物，以实现更快速、更持久的治疗效应。　　交互机制深入探索：进一步研究阿片系统与谷氨酸系统的交互作用，可为理解抑郁症生理机制及治疗提供新的突破。　　这项研究为氯胺酮的多系统机制开启了新的视角，为抗抑郁治疗的优化带来了重要启示，也为新型药物的开发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

　　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科研团队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发表了一项研究，揭示HEPA空气净化器对血压的潜在影响。该研究通过对居住在交通污染严重区域的参与者进行试验，发现使用HEPA空气净化器1个月能够显著降低基线收缩压(SBP)≥120 mmHg的参与者的血压水平。这为空气净化器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手段在心血管疾病预防中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研究设计：评估HEPA过滤对血压的影响　　研究背景　　研究聚焦于居住在靠近高速公路区域的人群，这些人因长期暴露于交通相关污染物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空气污染已被确认为高血压等疾病的重要环境诱因，降低空气污染暴露水平可能带来健康益处。　　参与者情况　　招募人数：154人;　　居住环境：所有参与者居住在距离一条高车流量高速公路200米范围内;　　人口情况：中位年龄41.1岁，59.7%为女性，68.2%为非西班牙裔白人，总体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基线血压：中位SBP为118.8 mmHg，DBP为76.5 mmHg。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交叉设计，包括两个阶段：　　试验干预：1个月使用HEPA过滤或假过滤(对照);　　过渡期：1个月;　　切换干预：对照组与实验组互换，再进行1个月测试。　　参与者家庭内部的空气质量使用标准空气检测装置检测。研究中采用的HEPA空气净化器滤芯具有高效过滤性能，对0.3μm颗粒物的过滤效率超过99%，对0.1μm以下颗粒物的过滤效率达95%以上。　　主要研究结果　　HEPA过滤对血压的显著影响　　对基线SBP≥120 mmHg的参与者，使用1个月HEPA空气净化器后，SBP平均下降2.8 mmHg;而假过滤组SBP增加0.2 mmHg。　　两组之间的SBP绝对差异为3.0 mmHg，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对基线SBP<120 mmHg的参与者，未观察到明显的SBP变化。　　可能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指出，空气净化作用或许通过调节自主神经系统，从而减少空气污染对血压的负面影响。此外，研究进一步强调，收缩压降低2-3 mmHg即可带来显著的临床益处，例如：　　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降低6-9%;　　无心血管病史人群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4-6%。　　空气净化器作为心血管健康干预手段的意义　　研究结论　　这项研究表明，对于居住在交通污染严重区域且SBP升高的高风险人群，HEPA空气净化器是一种简单且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可以帮助降低血压。　　临床应用前景　　空气净化器的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且便于长期实施，对于一些无法接受药物疗法或希望通过环境改善辅助控制血压的人群具有较大的潜力。　　下一步研究方向　　尽管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仍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　　长时间使用的效果：评估长期使用HEPA空气净化器对血压以及心血管健康的影响。　　更广泛人群的适用性：探索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人群是否具有相似的获益情况。　　与其他干预手段的协同作用：研究空气净化器与其他生活方式干预(如锻炼、饮食控制)的结合效果。　　结语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这项研究首次从高SBP人群的视角，系统评估了HEPA空气净化器在降低血压中的作用，其结果为居住在交通污染环境中的人群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辅助血压控制策略。随着空气净化技术的成熟与普及，这一研究成果可能为心血管疾病预防的非药物干预开拓更多实践路径。

　　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的恶性肿瘤。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2年全球新发肝癌病例约86万例，死亡人数高达78万;在中国，肝癌更是被列为癌症死亡的第二位，患者五年生存率仅为14%。对于无法手术切除的早期肝癌患者，热消融治疗由于其精准的“物理杀伤”效果，成为临床常用手段。然而，术后约40%的患者会出现肿瘤复发，癌细胞在消融边缘的“亚致死高温区”死灰复燃，威胁着患者的疗效与生存。　　近日发表在《Hepatology》的研究揭开了其中奥秘，发现一种名为Galectin-1(Gal-1)的蛋白质充当了癌细胞的能量“保镖”，帮助它们逃过高温杀伤。这一研究不仅揭示了肝癌复发的分子机制，还提出联合Gal-1抑制剂的治疗方案，有望破局。　　热消融边缘的复发：Gal-1成关键保护伞　　非应答者与应答者的显著差异　　研究团队分析了58例早期肝癌患者的穿刺标本，其中分为两组：　　应答者：术后两年内无进展(32例);　　非应答者：术后两年内出现复发(23例)。　　利用蛋白质组学分析工具MSFragger，科学家找到非应答者标本中显著异常的信号——Gal-1蛋白表达明显升高。　　进一步的免疫组化染色显示：非应答者肿瘤组织内的Gal-1阳性细胞数量是应答者的数倍，而健康肝组织中Gal-1几乎低表达。这表明确实存在与肝癌热消融复发相关的重要机制。　　Gal-1如何为癌细胞续命?　　要验证Gal-1的真实作用，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模拟了热消融边缘的“亚致死高温环境”，将肝癌细胞暴露在47℃水浴中进行处理。实验表明：　　Gal-1高表达的细胞(SNU449)在高温环境下死亡率较低，并能快速增殖;　　Gal-1低表达的细胞(SNU423)，死亡率显著上升，增殖能力减弱。　　进一步探索发现，Gal-1通过调控能量代谢通路，为肝癌细胞变身“防火服”。这一过程涉及复杂的糖代谢链：　　拆解糖仓库：Gal-1与细胞膜上的GM1神经节苷脂结合，招募β-半乳糖苷酶(β-gal)，将GM1水解为半乳糖;　　激活能量供应：半乳糖通过Leloir途径转化为葡萄糖-6-磷酸，进入糖酵解途径和三羧酸循环(TCA cycle)，最终生成大量的ATP。　　实验利用同位素追踪技术(U-¹³C₆标记半乳糖)发现，糖酵解及TCA循环的代谢物在Gal-1高表达细胞中显著富集，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能量“续命”模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Gal-1通过与P-糖蛋白的N端(N-P-gp)形成复合物发挥功能，并受O-糖基化(O-GlcNAcylation)调控。在高温环境下，O-糖基化水平下降反而促进了复合物形成，加速了癌细胞的半乳糖代谢。　　联合抑制剂：从“物理杀伤”到“代谢断供”　　既然Gal-1是“关键能量开关”，能否通过其抑制剂进一步增强热消融疗效?研究团队进行了细胞与动物实验：　　细胞实验：　　利用Gal-1抑制剂OTX008处理肝癌细胞，发现：　　在高温环境下，细胞死亡率从20%上升至60%，糖酵解活性和ATP生成量下降50%。　　小鼠实验：　　在肝癌移植瘤模型中，对5周龄裸鼠先注射OTX008后再进行热消融处理，结果显示：　　联合治疗的小鼠肿瘤体积仅为单独热消融组的1/2，肿瘤内的半乳糖代谢物及ATP水平显著降低。　　更重要的是，OTX008在临床试验中已展现了安全性——早期结直肠癌患者每日皮下注射65mg，未出现严重毒副作用。这为其未来临床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Gal-1或成为多种癌症的通用靶点　　不仅是肝癌，Gal-1在其他癌症中也展现了类似的“护癌”作用。例如：　　在胰腺癌中，Gal-1调控代谢支持肿瘤进展;　　在免疫治疗中，Gal-1通过PD-1/PD-L1信号通路导致免疫耐药。　　这一机制提示，联合Gal-1抑制剂或能提高多种癌症的治疗效果，尤其是热消融、放疗或免疫治疗。　　总结：未来的临床转化方向　　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Gal-1对肝癌热消融复发的关键影响，明确了其通过糖代谢介导癌细胞“续命”的机制。联合Gal-1抑制剂OTX008可显著增强热消融效果，降低肿瘤复发率，为临床治疗带来新的破局可能。　　未来，临床团队或许只需在热消融治疗前加一步“Gal-1抑制剂静滴”，即可将癌细胞的“能量护盾”彻底摧毁，通过精准“代谢断供”，让肝癌治疗迈向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向。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宣布批准了一种创新三联药物组合，用于治疗成人高血压。这款药物将三种活性成分——替米沙坦、氨氯地平和吲达帕胺，以单片复方制剂形式组合而成，为有多种药物需求的高血压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这一创新药物有望于2025年底正式上市，为全球高血压患者带来福音。　　创新组合药物：减少药物负担，提高疗效　　新获批的三联复方药物包含替米沙坦(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氨氯地平(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和吲达帕胺(利尿剂)，通过三种机制同时作用以更有效地控制血压。该药物分为三种剂量规格，为患者提供灵活的治疗选择：　　10mg/1.25mg/0.625mg　　20mg/2.5mg/1.25mg　　40mg/5mg/2.5mg　　这种单片复方疗法适用于需要多药联合治疗的高血压新的治疗方案，特别适合需要初始治疗的患者，简化了用药流程，同时能进一步提高服药依从性。　　III期临床试验数据支持其疗效与安全性　　FDA批准该药物的决策基于两项关键Ⅲ期临床试验的结果。研究显示，与双联疗法和安慰组相比，三联药物显著降低了患者的血压，同时高血压控制率更高，从数据上证实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此外，生产该药的公司正在探索该药物在预防脑出血患者再次发生脑卒中方面的潜在作用。这可能为脑卒中高风险人群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　　单片复方疗法：全球范围的巨大潜力　　新奥尔良杜兰大学Paul Whelton医学博士在评价这款药物时指出：“单片复方降压疗法对提高高血压控制率具有巨大的潜力，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合全球范围内的患者。高血压治疗通常需要联合用药，这款药物所提供的新剂量选择能够有效满足初始治疗及多种需求患者的需求。”　　高血压现状：亟需更优解决方案　　高血压在美国成年人中具有高发病率，近一半的成人罹患高血压，但仅约25%的人能够将血压有效控制。长期的高血压是冠心病、脑卒中及心力衰竭等重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据统计，高血压每年导致美国约46万人死亡，控制高血压对于改善公共健康至关重要。　　展望：多靶点控制高血压的新方向　　此次FDA批准的三联降压复方药物将为高血压治疗领域带来新的方向。其创新组合提供了强效而便利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在多药同时使用的依从性和治疗效果方面，形成了明显优势。　　随着2025年底其上市计划的推进以及对脑卒中领域的新研究开展，该药物无疑将为高血压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治疗选择，也为全球高血压防治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