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医科大学新成果：经颅电刺激有望治疗小脑疾病

　　2025年11月26日，哈佛大学许雅捷(Ya-Chieh Hsu)教授团队在《Cell》期刊在线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题为 《Stress-induced sympathetic hyperactivation drives hair follicle necrosis to trigger autoimmunity》。研究首次揭示了急性压力通过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激活导致毛囊坏死，从而引发自身免疫反应的分子机制，为理解压力引起脱发及相关免疫疾病提供了新的视角。　　压力如何损伤毛囊组织　　研究发现，当机体经历急性压力时，交感神经会大量释放去甲肾上腺素，这种神经递质在短时间内引发毛囊内快速分裂的转运扩增细胞(HF-TACs)坏死。相比之下，毛囊干细胞(HFSCs)在此过程中却得以保留。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两种细胞在代谢方式、钙离子稳态及死亡通路方面的不同，使得HF-TACs更容易受到去甲肾上腺素诱导的钙离子激增影响。　　坏死细胞引发免疫系统攻击　　HF-TACs坏死后释放的细胞碎片会被巨噬细胞识别并清除，同时激活树突状细胞。这一过程进一步促使自身反应性T细胞被激活并扩增，最终形成针对毛囊的免疫攻击。研究团队指出，这一链式反应说明压力不仅能造成即时的组织损伤，还可能为未来的自身免疫反应埋下隐患。　　急性压力的持久影响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慢性压力如何抑制毛囊干细胞的活动，延长毛发休止期;而本研究则揭示了急性压力对生长期毛囊的直接破坏作用。在人类头皮中，约90%的毛囊处于生长期，因此这种快速反应的损伤机制对于理解压力相关脱发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显示，急性压力导致的毛囊坏死不仅会引起短期脱发，还可能激活并“记忆化”特定的CD8+ T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在后续的炎症反应中能再次攻击毛囊，引发复发性脱发，如斑秃。　　毛囊成为研究压力效应的理想模型　　毛囊是一种可反复再生的上皮组织，其周期性变化为研究压力对再生组织的影响提供了理想模型。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已观察到压力与脱发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休止期脱发常在重大压力事件后出现，而斑秃也常与心理创伤或紧张情绪有关。　　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的脱发病例显著上升，也间接反映出压力对毛囊生理功能的深远影响。该研究进一步说明，这种影响不仅是短暂的生理反应，还可能在免疫系统层面留下“记忆痕迹”。　　研究意义与未来方向　　哈佛大学团队的研究揭示了压力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直接关联，提出“交感神经–毛囊–免疫轴”的新概念。一次急性压力事件即可通过神经信号通路引发细胞坏死，激活免疫系统，并可能导致长期的自身免疫反应。　　这一发现为解释压力相关疾病(如斑秃、银屑病等)提供了新的机制基础，也为未来开发防治压力诱导免疫损伤的干预手段指明了方向。　　结语：　　该研究为理解压力对组织健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突破，揭示了急性压力通过神经—免疫相互作用损伤毛囊并诱发自身免疫的机制。这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压力致病”现象的认识，也为应对脱发及免疫疾病开辟了新的研究与治疗路径。

　　近日，我国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临床肿瘤学系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联合开发出全球首个整合性癌症免疫学大数据平台——癌症免疫学数据引擎(Cancer Immunology Data Engine，简称 CIDE)。　　该成果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Cell(细胞)》上，标志着全球癌症免疫治疗研究迈入大数据时代。　　全球最大癌症免疫治疗数据库正式开放　　CIDE 汇集了来自全球 5,957 名接受免疫疗法患者的临床数据，覆盖 17 种主要癌症类型，包含 8,575 份肿瘤样本的多组学信息，是目前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的肿瘤免疫治疗数据库。　　该平台现已在 NCI 官方网站开放，供全球科研团队使用，为免疫疗法的机制探索、靶点发现和药物开发提供了强大工具。　　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主任、癌症医学中心负责人 关欣源教授(Prof. Guan Xinyuan) 与 NCI 的 姜鹏博士(Dr. Jiang Peng) 指出，人类基因组中约有 1,903 个分泌蛋白编码基因，其中超过一半在癌症中的作用尚不清晰。CIDE 的建立让研究者得以系统分析这些基因在免疫反应与治疗结果中的角色。　　揭示关键因子 AOAH：破解肿瘤免疫逃逸的“新钥匙”　　通过 CIDE 数据分析，团队鉴定出多种与免疫治疗反应密切相关的分泌蛋白。其中，一种名为 酰基酰氧基水解酶(AOAH) 的脂肪酶尤为突出。　　研究发现，AOAH 在黑色素瘤、胰腺癌、肝癌、结直肠癌及肾癌等多种肿瘤类型中都展现出强大的免疫激活潜力。　　AOAH 的作用机制十分独特：它能清除肿瘤微环境中抑制免疫反应的特定磷脂酰胆碱分子，从而恢复免疫系统的正常活性。这一过程显著提升了 CD8⁺ T 细胞的杀伤能力，并帮助 树突状细胞 重新发挥抗原呈递功能，从根本上改善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攻击。　　让“隐身”的肿瘤无所遁形：AOAH 打破免疫抑制屏障　　晚期癌症常通过降低自身抗原表达来逃避免疫监视，这是免疫治疗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研究显示，AOAH 能有效提升肿瘤抗原可见性，扭转免疫逃逸现象，成为突破癌症免疫耐药性的关键分子。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者将 AOAH 与多种免疫疗法联合使用(包括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和 TCR-T 细胞疗法)，发现小鼠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抗肿瘤效果成倍增强。　　AOAH 联合疗法展现协同效应　　研究团队进一步通过瘤内注射 AOAH 蛋白，并与抗 PD-1 或抗 CTLA-4 抗体配合使用，结果显示疗效明显叠加。　　这种组合疗法显著增强了免疫细胞浸润，尤其是 CD8⁺ T 细胞与 CD11⁺ 树突状细胞——它们是启动和维持抗肿瘤免疫的关键角色。　　研究表明，AOAH 不仅可作为独立治疗分子使用，还能成为现有免疫疗法的“增效催化剂”，为克服免疫耐药与提高治疗响应率提供全新路径。　　向下一代精准免疫疗法迈进：AOAH-抗体偶联药物　　由于分泌蛋白在细胞信号传导和免疫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研究团队正基于 AOAH 的特性，开发 AOAH 与 PD-L1 抗体结合的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　　这一策略有望同时靶向肿瘤细胞与其微环境，形成更精准、更高效的联合免疫治疗体系。　　目前，该团队正在进行小鼠模型的临床前验证，评估该新型疗法的安全性、药效及作用机制，为未来临床试验奠定基础。　　目标：将癌症治愈率提升至 40%　　关欣源教授透露，团队已启动早期临床研究，计划将晚期或难治性癌症患者的免疫治疗成功率从当前的 5–20% 提升至 40% 以上。　　他强调，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与转化医学优势，未来希望将这一突破性成果推向国际市场，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结语：大数据驱动的免疫治疗新时代　　从构建 CIDE 数据平台到发现 AOAH 这一关键调控因子，港大与 NCI 的合作展示了大数据在癌症免疫学中的革命性价值。　　CIDE 的开放不仅加速了免疫疗法研究的步伐，也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探索癌症免疫机制的“数据引擎”。　　正如研究团队所言：　　“未来的癌症治疗，将不再依赖单一疗法，而是建立在数据、机制与精准免疫的三重驱动之上。”

　　近日，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官网信息显示，瑞阳制药研发的中药1.1类创新药“益气升脉颗粒”正式获批临床，适应症为慢性低血压病(气阴两虚证)。这一进展标志着瑞阳制药在中成药创新领域再获突破，也为规模高达4000亿元的中成药市场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瑞阳制药持续深耕中药创新研发　　近年来，瑞阳制药在中成药板块成绩亮眼，布局多个治疗领域，形成了成熟的产品矩阵。公司旗下的厚朴排气合剂、葛根汤颗粒、产后逐瘀胶囊等产品均实现了亿元级销售额，成为中成药市场的重要支柱。　　除此次获批的益气升脉颗粒外，瑞阳制药还在积极推进多款创新药研发。据悉，公司两款经典名方产品有望于2026年获批上市，同时4个中药1.1类新药项目正在加速临床阶段，展现出强劲的产品创新和研发转化能力。　　益气升脉颗粒：聚焦慢性低血压治疗新方向　　益气升脉颗粒于2025年8月由瑞阳制药递交临床试验申请，近日正式获得临床批件。该药物基于中医“益气养阴、升阳固脱”的理论体系，针对慢性低血压患者的气阴两虚证候设计，旨在通过调理气血、改善循环，提升血压稳定性和整体体能状态。　　作为中药1.1类新药，益气升脉颗粒具有明确的创新属性，其获批临床意味着在慢性低血压治疗领域的中药干预将迎来新的探索方向，为相关疾病提供更具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案。　　中药创新步入快车道　　随着国家鼓励中药创新研发政策持续推进，中药1.1类新药成为企业研发重点。瑞阳制药凭借深厚的中医药积淀与现代制药技术结合，不断推动经典方创新转化与新药立项落地。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益气升脉颗粒的临床获批不仅体现了瑞阳制药的研发实力，也反映了中药创新在循证医学体系下的不断突破。未来，随着临床数据的积累，该产品有望成为慢性低血压领域的重磅中药新药，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结语　　瑞阳制药益气升脉颗粒的临床获批，意味着公司在中药创新赛道再下一城，也预示着中成药市场正迎来“创新驱动”的新发展周期。随着多个1.1类新药的临床推进，瑞阳制药有望在中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浪潮中继续领跑。

　　9月2日，默沙东宣布其开发的口服PCSK9抑制剂Enlicitide(MK-0616)在一项名为CORALreef Lipids的III期临床研究中取得了积极结果。这是目前Enlicitide所完成的最大规模III期研究，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药物的潜力。　　PCSK9(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是一种主要在肝脏表达的蛋白质，被称为“坏胆固醇”的助推器。它通过与肝细胞表面负责清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受体结合，阻止LDL-C的正常吸收，从而导致“坏胆固醇”水平的升高。Enlicitide是一款口服环肽类药物，通过抑制PCSK9的功能，有助于降低LDL-C水平。　　CORALreef Lipids研究概况　　CORALreef Lipids是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旨在评价Enlicitide对高胆固醇血症成人患者的疗效、安全性及耐受性。试验人群包括：　　接受稳定降脂疗法(例如至少一种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　　对他汀类药物不耐受的患者;　　曾有主要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事件史或ASCVD事件风险增加的患者。　　整个试验的主要终点为治疗第24周时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相对于基线的平均百分比变化，同时还观察了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载脂蛋白B(ApoB)和脂蛋白(a)水平的变化。　　治疗效果显著：关键终点全达成　　研究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Enlicitide组在第24周时成功实现了LDL-C水平的显著降低，且具有统计学和临床意义。同时：　　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　　载脂蛋白B(ApoB);　　脂蛋白(a)均呈现显著改善。　　这些结果表明，Enlicitide不仅可以有效降低LDL-C，还对多项心血管风险指标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其作为降脂药物的治疗潜力。　　安全性评估：良好耐受性　　在安全性方面，两组治疗的患者报告不良事件(AE)和严重不良事件(SAE)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因AE导致的停药率在两组中均较低且相似。这说明Enlicitide的耐受性良好，适合长期治疗。　　高胆固醇血症：亟待突破的心血管危机　　高胆固醇血症是高脂血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LDL-C水平升高。这种疾病在美国约有8600万成年患者，是ASCVD的主要驱动因素，占心血管死亡的85%。尽管已有降脂疗法，如他汀类药物，但近70%的ASCVD患者仍无法达到目标LDL-C水平。未及时治疗的LDL-C升高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中风等严重的ASCVD事件。因此，亟须更多创新疗法来填补治疗缺口，改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总结与未来展望　　默沙东的Enlicitide正在逐步显现其临床价值，此次CORALreef Lipids试验的积极结果为其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持。这款新型口服PCSK9抑制剂不但能有效降低LDL-C水平，还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或将成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领域中一款革命性的新药。随着更多研究数据的发布，Enlicitide有望为全球数百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并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直以来，阿司匹林被指南推荐作为冠状动脉疾病(CAD)患者二级预防的核心药物。然而，这一推荐主要基于早期小规模研究，药物随访时间大多较短，仅少量研究达到两年，不超过四年。这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在临床实际应用中是否存在更加有效的替代方案。　　柳叶刀meta分析揭示氯吡格雷更优　　近期，《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项荟萃分析，综合分析了7项临床试验，共28,982例CAD患者数据。结果显示，在长达5.5年的随访中，氯吡格雷相比阿司匹林，对于降低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风险更具优势。氯吡格雷组MACCE发生率为2.61例/100患者年，而阿司匹林组为2.99例/100患者年，风险比为0.86。同时，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在主要出血事件上没有显著差异，数据显示两者安全性相当。　　临床作用机制对比　　两种药物均以抗血小板机制发挥预防效果，但作用机制不同：　　氯吡格雷：通过抑制血小板表面P2Y₁₂受体，阻止血小板聚集和激活，从而减少血栓形成风险。　　阿司匹林：靶向环氧化酶(COX-1)，以减少血栓素A₂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　　因机制互补，在某些高危患者中，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常联合使用，形成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　　研究设计与结果解析　　本次分析纳入了多个临床试验，包括ASCET、CADET、CAPRIE、HOST-EXAM、STOPDAPT-2、STOPDAPT-3及SMART-CHOICE-3，共有14,507名氯吡格雷使用者与14,475名阿司匹林使用者参与研究。主要研究终点定义为MACCE，即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安全性终点是BARC3/5型定义的大出血事件。　　研究发现：　　MACCE风险：氯吡格雷优于阿司匹林，风险比0.86。　　安全性比较：在出血风险方面，两组差异不显著。　　NACE风险(净不良心脑血管事件)：氯吡格雷同样表现更优(风险比0.89)。　　亚组分析：东亚人群中的特殊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究中有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来自东亚人群，其中携带氯吡格雷反应不佳的CYP2C19突变比例较高。但分析显示，即使在这一特殊基因亚组中氯吡格雷依然优于阿司匹林，显示出其广泛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临床意义与未来展望　　作为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效果对比分析，本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氯吡格雷作为CAD二级预防优选药物。在超过5年的长期随访中，氯吡格雷不仅在预防MACCE方面优于阿司匹林，还保持了出血风险的相当安全性，尤其对于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事件的防控效果显著。未来可能需要在指南中重新评估阿司匹林的定位，并将氯吡格雷列为更多患者的首选防治策略。

　　传统疫苗多专注于单一病原体的免疫防护，比如水痘疫苗仅针对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然而，新冠疫情让全球免疫学家意识到，单一目标的疫苗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病毒家族时显得力不从心。冠状病毒家族的成员，包括引发新冠的 SARS-CoV-2、导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 MERS-CoV、普通感冒病毒 OC43 和 HKU1，甚至未知的新型变异株，均具大流行潜力。为此，全球科学家将目光投向覆盖更广的大流行防控策略。　　近日，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LJI)的研究团队在《细胞》(Cell)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提出了开发“通用β冠状病毒疫苗”的关键路径——通过识别病毒进化中保留下来的“不变片段”，实现对冠状病毒家族的广泛免疫。这一研发策略或将为全球防控类似疫情开辟新方向。　　前沿突破：寻找病毒“不变片段”　　病毒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功能(如复制与结构稳定)，通常会保留一些关键的“保守序列”。这些序列突变可能性极低，对病毒的生存至关重要。研究团队利用免疫表位数据库(IEDB)中 200 多个冠状病毒表位数据，结合生物信息学工具，成功锁定了 β 冠状病毒身上的“保守 T 细胞表位区域”(CTERs)。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这些CTERs只占据 SARS-CoV-2 全蛋白组的12%，却分布在多个关键蛋白上，包括刺突蛋白(S 蛋白)的4个区域、核衣壳蛋白(N 蛋白)以及非结构蛋白 nsp12 和 nsp13。特别是非 S 蛋白区域的CTERs，被发现能引发更强的交叉免疫反应，为突破传统疫苗“单靶点”局限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免疫验证：CTERs引发广泛交叉反应　　为验证CTERs的免疫效果，研究团队对29名接种过新冠疫苗并感染过 SARS-CoV-2 的志愿者进行了检测。这些参与者(中位年龄36岁，半数以上为白人)的T 细胞在接受CTERs刺激后展现出显著的交叉反应能力，不仅能识别 SARS-CoV-2，还能对 MERS-CoV 和普通感冒病毒(如 OC43、HKU1)产生免疫反应。与单纯针对S 蛋白的疫苗相比，CTERs对 MERS-CoV 的交叉反应更强，对普通冠状病毒也表现出明显优势。　　此外，当将CTERs和传统全 S 蛋白疫苗结合，研究发现覆盖人类主要白细胞抗原(HLA)的能力提升了两倍。这意味着，这种疫苗设计能适配更多不同种族、遗传背景的个体，有效避免因人群差异导致的“部分人群无效”现象。　　优化疫苗设计：简化结构，提升效率　　尽管CTERs分布于多个蛋白区域，研究还发现去除低人群覆盖率的CTERs后，其免疫反应和交叉作用并未显著减弱。这一发现有助于疫苗的简化设计，降低生产成本和物流复杂性，为大规模推广铺平了道路。　　研究团队进一步通过 FluoroSpot 实验验证了CTERs的功能。结果显示，CTERs激活的 T 细胞可释放干扰素-γ(IFN-γ)，有效抑制病毒复制。这意味着，即使未来出现新型β冠状病毒，这种疫苗可能无法完全阻止感染，但能够显著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　　突破传统：通用疫苗意义非凡　　拉霍亚团队的研究表明，通用疫苗的关键在于激活持久稳定的 T 细胞免疫。与易突变的S蛋白中和抗体机制不同，T 细胞能识别病毒多个关键蛋白区域，对于变异毒株的适应性更强。研究助理教授Alba Grifoni指出，“在应对病毒变异时，T 细胞识别能力的广泛性或许比诱导中和抗体更具稳定性。”　　未来展望：扩展至更多病毒家族　　这项通用冠状病毒疫苗研究的意义还超越了冠状病毒家族。Grifoni团队正尝试将“锁定保守 T 细胞表位”的策略应用于其他病毒家族，例如引发麻疹、副粘病毒科的尼帕病毒、导致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以及能引起高致病性出血热的拉沙病毒。　　研究团队与全球多个领域的专家合作，构建了多个病毒家族的保守表位图谱。他们希望基于这一方法，未来能开发出覆盖多种致命病毒的“通用疫苗”，从整体上提高全球应对新兴传染病的能力。　　总结：迈向“超级疫苗”时代的坚实一步　　Alba Grifoni团队的研究深刻揭示了锁定病毒保守片段在疫苗研发中的巨大潜力。通过针对CTERs的精准设计，不仅大幅提升了疫苗的交叉保护性和人群覆盖范围，同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病毒变异提供了更稳定的免疫应对策略。这一研究突破了传统“一对一”疫苗的局限，为通用疫苗乃至“超级疫苗”开发开启了新篇章，或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应对病毒大流行的方式。

　　2025年8月15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官网公示，神济昌华公司申报的1类新药SNUG01获批临床，拟用于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俗称“渐冻症”)。这是国内首个以TRIM72为靶点的基因治疗药物，其获批标志着SNUG01正式迈入中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开发阶段，为全球ALS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　　ALS：亟待突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ALS的疾病特征与治疗困境　　ALS是一种以运动神经元进行性退行性病变为特征的致死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会逐渐丧失肌肉力量，表现为肌肉无力、萎缩，最终导致吞咽和呼吸功能受累，中位生存期仅为3-5年。目前全球尚无治愈ALS的疗法，现有治疗方案仅能有限延缓疾病进程，但无法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90%的ALS患者无法获益于突变型疗法　　目前针对ALS的部分治疗集中于基因突变型患者(约占10%)，但对于占患者总数90%的散发型ALS，仍缺乏有效的治疗选择，亟需新型广谱疗法填补这一巨大临床空白。　　SNUG01：以TRIM72为靶点的基因治疗创新药　　SNUG01由神济昌华自主研发，以清华大学贾怡昌教授实验室的原创性研究为基础，聚焦ALS的致病机制，设计出这款新型基因治疗药物。　　核心机制：多维度神经保护　　SNUG01以重组腺相关病毒9型(rAAV9)为载体，通过鞘内注射(IT)递送人源TRIM72基因靶向进入神经元，从多方面保护神经元，具体包括：　　膜修复：促进细胞膜修复，减轻神经元的物理损害;　　抗氧化作用：通过修复线粒体功能减少应激反应，提高神经元存活能力;　　抑制应激颗粒：降低应激诱发的细胞病理变化，从根本上延缓神经退行性进展。　　前临床与IIT研究结果　　临床前研究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显示：　　安全与耐受性良好：SNUG01在安全性与耐受性方面展现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疗效信号积极：在ALS患者的疗效指标和生物标志物改善上呈现积极信号，有望为更广泛的ALS患者群体(包括散发型患者)提供潜在解决方案。　　从临床开发到国际多中心试验　　里程碑式进展　　2025年3月：SNUG01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许可;　　2025年6月：正式被FDA授予孤儿药资格;　　2025年8月：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　　这些成果使SNUG01成为同靶点领域下的全球领先药物之一，同时开启了中美国际多中心试验。　　即将开展的1/2a期国际注册试验　　SNUG01即将进入1/2a期国际注册临床试验，主要目标包括：　　系统评估SNUG01在ALS成人患者中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对初步疗效和潜在治疗机制进行全面验证;　　为未来的临床推广提供关键数据支持。　　SNUG01的潜在优势与未来展望　　全面覆盖ALS患者群体　　SNUG01并不限于特定的基因突变型ALS，而是通过多维度的神经保护机制，有望适用于占ALS患者总数90%的散发型病例，这使其具备行业内极其稀缺的广谱治疗潜力。　　国际化布局与推广　　SNUG01同步获得中国和美国的监管许可，凸显了其全球研发与市场扩展能力。随着多中心试验的推进，SNUG01有望快速完成国际化布局，并为全球ALS患者提供精准而高效的治疗方案。　　推动ALS研究与基因治疗应用　　SNUG01的研发不仅为ALS治疗提供了创新性靶点与方法，还凸显了基因治疗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的广泛前景。其成功可能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商业拓展，为更多神经系统疾病带来新希望。　　结语　　SNUG01的获批临床是ALS治疗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标志着神济昌华在基因治疗创新道路上的再次领先。作为一款以TRIM72为靶点、布局全球市场的广谱ALS基因疗法，SNUG01的临床推进不仅有望填补兼顾散发型及遗传性ALS患者需求的空白，还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与研究开创了新的方向。未来，期待SNUG01在多中心试验中的成果能够为全球ALS患者带来更多治疗希望与改善方案。

　　肥胖已成为全球健康的重要问题，影响超过10亿人，不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风险，还削弱了机体免疫功能，导致对肿瘤的抗击能力下降。然而，肥胖对肿瘤发展的具体影响是否源于脂肪摄入量还是摄入脂肪的类型，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哈佛大学医学院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研究人员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在《Nature Metabolism》上发表了题为“The source of dietary fat influences anti-tumour immunity in obese mice”的论文，揭示了不同膳食脂肪对肥胖小鼠抗肿瘤免疫的差异性影响。　　动物脂肪与植物脂肪的抗肿瘤表现完全不同　　研究表明，膳食脂肪的来源对肥胖小鼠的抗肿瘤免疫功能有重大影响。基于动物脂肪(如猪油、牛油、黄油)的高脂饮食显著削弱了肥胖小鼠的抗肿瘤免疫能力，加速了肿瘤生长;而使用植物脂肪(如椰子油、棕榈油或橄榄油)作为膳食来源，在同样肥胖程度的小鼠中未表现出类似影响，甚至棕榈油还能增强抗肿瘤免疫并减缓肿瘤发展。　　研究通讯作者Lydia Lynch指出，这项发现表明，与肥胖本身相比，膳食脂肪的来源是影响肿瘤生长的重要因素。这不仅为癌症预防提供了饮食干预的方向，也为肥胖患者的癌症治疗结局改善带来潜在希望。　　动物脂肪如何削弱抗肿瘤免疫?　　1. 代谢中间产物抑制免疫细胞功能　　研究发现，动物脂肪(如黄油、猪油、牛油)中的代谢衍生物——尤其是长链酰基肉碱类物质——在肥胖小鼠体内浓度显著升高。这些代谢物强烈抑制NK细胞和CTL细胞的功能，导致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杀伤能力下降。在CTL细胞中，这些代谢产物破坏了线粒体代谢功能，使其无法有效产生γ-干扰素，从而导致CTL细胞失去杀伤肿瘤的能力。　　2. 动物脂肪降低关键调控因子c-Myc的表达　　研究还发现，基于动物脂肪的饮食会降低免疫细胞中的c-Myc表达水平，直接导致NK细胞的代谢功能障碍。同样的现象也在人类肥胖人群中被观察到。c-Myc作为代谢调控的核心因子，其表达降低会进一步限制免疫系统清除肿瘤细胞的能力。　　植物脂肪保护免疫功能：棕榈油的特殊作用　　相比动物脂肪，植物脂肪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更加积极，其中以基于棕榈油的饮食效果最为突出。研究团队发现棕榈油能够增强NK细胞的代谢能力，这是通过提高细胞关键调控因子c-Myc的活性实现的。这一作用不仅改善了肥胖小鼠的肿瘤微环境，还延缓了肿瘤的生长和发展。　　此外，椰子油和橄榄油作为植物脂肪的典型代表，在研究中表现出一定的中性或积极作用，没有削弱免疫功能，也未增加肿瘤增长速度。　　饮食调整对健康与抗肿瘤的重要意义　　肥胖已被证实会通过高胰岛素血症、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慢性炎症直接促使肿瘤细胞生长、转化与转移，同时通过抑制CD8 T细胞和NK细胞削弱抗肿瘤免疫，进一步加剧癌症的进展。然而这项研究显示，饮食中的脂肪类型可能对健康与肿瘤免疫的影响更为深远。过去的研究已证实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疾病具有保护作用，现在又为癌症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　　癌症治疗中的饮食干预　　对于肥胖患者，特别是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群体，选择使用植物油替代动物油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植物脂肪不仅避免了代谢障碍对免疫细胞功能的损害，还可能增强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活性，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肥胖人群癌症风险降低策略　　通过调整膳食脂肪来源，肥胖患者或可降低与肿瘤相关的免疫功能削弱风险，减少癌症发病可能性。这种行为改变相对简单易行，对精准营养干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结论与未来方向　　哈佛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联合研究揭示了膳食脂肪来源对肥胖相关癌症的深远影响。基于动物脂肪的高脂饮食显著削弱免疫功能并促进肿瘤发展，而植物脂肪则能够保护甚至增强抗肿瘤免疫，为肥胖患者提供了新的饮食干预方案。未来这项研究有望被进一步验证在人类临床中的实际效果，为癌症与肥胖治疗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虫媒病毒小组负责人迪亚娜·阿尔瓦雷斯表示，基孔肯雅病毒(Chikungunya virus，CHIKV)已在119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全球约550万人受到该病毒的威胁。特别是在中国，广东省自7月以来已报告超过3000例确诊病例，疫情还在持续扩展。基孔肯雅病毒的传播速度惊人，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严峻挑战。公众关注的焦点是：这种病毒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已为疫情做好充分准备?　　基孔肯雅病毒的基本概述　　基孔肯雅病毒起源于非洲，最早于1952年在坦桑尼亚被发现。病毒名“基孔肯雅”在马孔德语中意为“弯曲成一团”，形象描述了患者因剧烈关节疼痛而蜷缩的痛苦状态。病毒通过蚊虫传播，主要由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等传播媒介携带。病毒一旦进入人体，能在细胞内快速复制，诱发包括高热、剧烈关节痛、头痛、肌肉酸痛、皮疹等一系列症状。虽然基孔肯雅病毒的致死率较低，但其带来的身体痛苦和传播速度使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隐患。　　传播途径与疫情扩展　　基孔肯雅病毒的传播依赖蚊虫叮咬，特别是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种蚊虫在中国南方广泛分布，尤其在夏季活跃期，繁殖迅速，传染性强。虽然基孔肯雅病毒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但也有通过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了防控难度。自2005年以来，基孔肯雅病毒的传播范围迅速扩大，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多个地区相继爆发疫情。2014年，基孔肯雅病毒首次大规模暴发在美洲，波及美国、巴西等地，而2017年疫情也蔓延至欧洲。中国近期也报告了多个感染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疫苗研发进展与治疗挑战　　疫苗研发：尽管基孔肯雅病毒的传播速度和感染范围广，但迄今为止，针对该病毒的特效药仍未问世。目前，全球已批准两款基孔肯雅病毒疫苗。2023年11月，美国FDA批准了由Valneva公司研发的减毒活疫苗Ixchiq，这款疫苗能够有效引发免疫反应，且接种后免疫效果可持续2年。另一款疫苗Vimkunya由Bavarian Nordic公司研发，采用病毒样颗粒(VLP)技术，免疫效果同样持续约2年，适用于12岁及以上人群。尽管这些疫苗带来了希望，但目前仍没有特效药可直接治疗基孔肯雅病毒感染。　　治疗现状：目前，基孔肯雅病毒感染的治疗主要是支持性疗法，包括使用解热镇痛药和物理治疗来缓解症状，但这些方法无法直接消除病毒。尽管有研究显示利巴韦林和阿比多尔等广谱抗病毒药物可能对基孔肯雅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尚需进一步验证。　　基孔肯雅病毒检测的应对策略　　随着疫情的蔓延，国内多家体外诊断(IVD)企业已经迅速推出了基孔肯雅病毒检测试剂盒，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持。达安基因、仁度生物和万孚生物等公司推出的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不仅能在较短时间内准确检测感染病例，还为疫情的早期发现与控制提供了技术保障。这些检测试剂盒已经在东南亚等高风险地区广泛应用，随着疫情扩展，检测需求不断增加，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结语：如何应对基孔肯雅病毒威胁?　　基孔肯雅病毒的传播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它正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虽然目前疫苗和诊断手段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缺乏特效治疗药物。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加强个人防护，采取有效的蚊虫防控措施，并积极支持公共卫生部门的防控工作。此外，通过持续的疫苗研发和加强疫情监控，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的卫生威胁。　　普通人可以通过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避免蚊虫叮咬、关注疫情动态等措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为了更好地应对基孔肯雅病毒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提高公众对病毒传播途径的认识，并加强对疫苗研发与治疗方案的投入和支持。

　　癌细胞往往具备逃避传统细胞凋亡的能力，因此近年来，非凋亡细胞死亡途径(如铁死亡)成为癌症治疗的重要研究方向。既往研究表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如索拉非尼可以通过诱导铁死亡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但其临床疗效却常因耐药问题受限。香港大学黄泽蕾团队的最新研究揭示了肝癌细胞如何利用甲羟戊酸途径应对铁死亡，并提出靶向甲羟戊酸焦磷酸脱羧酶(MVD)这一关键酶的策略作为治疗新方向。这一成果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Hepatology》上，为肝癌治疗开启了新的可能。　　铁死亡与肝癌耐药：MVD的关键作用　　铁死亡的抑制机理　　铁死亡是一种受到代谢和调控途径影响的细胞死亡形式，主要通过两个抑制系统来抵抗：　　GSH/GPX4系统：依赖于谷胱甘肽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来清除活性氧(ROS);　　CoQ10/FSP1系统：辅酶Q10(CoQ10)与铁死亡抑制蛋白1(FSP1)协同保护细胞膜免受脂质过氧化损伤。　　甲羟戊酸途径通过生成中间产物异戊烯焦磷酸(IPP)调控上述两个抑制系统，成为癌细胞逃避铁死亡的重要途径。　　MVD与肝癌的关系　　在黄泽蕾团队的多组学分析中发现，甲羟戊酸途径中多种酶(如HMGCS1、HMGCR、PMVK、MVD、FDPS)在肝癌组织中上调，其中MVD表达最显著，且与患者预后恶化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MVD通过促进IPP生成，调控了GPX4的合成和CoQ10的生成，有效激活两个铁死亡抵抗系统，使癌细胞能够抵御索拉非尼等药物诱导的铁死亡。　　打破铁死亡抵抗：靶向MVD的临床潜力　　为了验证靶向MVD的治疗效用，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靶向MVD的抑制剂：6-FMEV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与甲羟戊酸焦磷酸竞争结合的MVD抑制剂——6-FMEV。实验显示：　　使用6-FMEV可显著减少肝癌小鼠的肿瘤负荷;　　与索拉非尼联合使用时，可成功增强肝癌细胞对铁死亡的敏感性，提高疗效。　　他汀药物的协同效果　　研究还表明，靶向甲羟戊酸途径的上游抑制剂，如阿托伐他汀，同样能够诱导肝癌细胞的铁死亡并减少肿瘤负荷：　　与TKIs联合使用：阿托伐他汀与索拉非尼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结合，可实现协同抗肿瘤效果;　　与PD-1抑制剂联合使用：阿托伐他汀能进一步增强免疫治疗的抗癌效应，为联合治疗提供新思路。　　事实上，早在2023年初，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发现，他汀类药物可通过阻断甲羟戊酸途径增强癌细胞的免疫原性死亡;港大的最新发现显然补充了他汀抗癌的生物学机制，提升了其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临床意义与未来方向　　黄泽蕾团队的研究为深入理解肝癌细胞如何利用代谢途径抵抗铁死亡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强调了MVD在甲羟戊酸途径中的关键作用，并划定了其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在价值。　　靶向MVD的创新治疗方向　　抗肝癌药物研发：开发专门针对MVD的抑制剂，如6-FMEV，可显著改善索拉非尼等现有药物的疗效;　　联合治疗策略：将阿托伐他汀与TKIs或免疫疗法相结合，提升疗效并延缓耐药产生;　　这一成果还拓展了他汀类药物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范围，为以代谢干预为核心的精准治疗开辟了新天地。　　总结：代谢通路上的治疗突破　　本研究揭示了肝癌细胞利用甲羟戊酸途径逃避免疫原性死亡的机制，并通过实验验证了靶向MVD的治疗潜力。未来，通过联合MVD抑制剂、TKIs及免疫治疗，有望进一步优化肝癌治疗策略，让更多患者从代谢干预疗法中受益。这不仅增强了对肝癌复杂病理机制的理解，也为后续抗癌药物开发提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