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揭示脂肪干细胞凋亡小体在糖尿病伤口治疗中的潜力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对患者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被纳入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的标准治疗方案，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此前，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周圣涛教授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沁教授等团队提出了创新性治疗策略——在PD-L1阳性宫颈癌中采用减量化疗联合免疫和抗血管治疗，通过两周期含铂化疗作为诱导，再进入免疫+抗血管维持阶段，从源头减少化疗毒性。　　然而，临床实践中仍有相当比例的晚期宫颈癌患者在初次免疫治疗后出现耐药或疾病进展，其后续治疗选择极为有限。免疫系统能否在进展后再次被激活，成为困扰临床的关键科学问题。　　免疫再挑战：旧策略的新生机　　在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等癌种中，免疫再挑战(Immune Rechallenge)已经显示出一定潜力，即在患者疾病进展后重新启用免疫治疗方案。但在宫颈癌领域，其疗效及作用机制一直缺乏确凿证据。　　2026年1月9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周圣涛教授联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蓝春燕、黄欣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赵林桔等团队，在《Cancer Discovery》发表最新研究成果，题为《Spatiotemporal Immune Determinants of Response to Immune Rechallenge in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临床研究验证免疫再挑战的可行性　　该研究基于前瞻性单臂II期临床试验(NCT05824468)，系统评估了PD-1抗体Zimberelimab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Lenvatinib在既往接受免疫治疗后进展的晚期宫颈癌患者中的疗效及机制。　　试验共入组30例患者，结果显示：　　客观缓解率(ORR)达到33.3%;　　疾病控制率(DCR)超过90%;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7.1个月;　　中位总生存期(OS)尚未达到。　　这是首个以临床数据验证的证据，表明部分患者在免疫耐药后仍可实现免疫系统的重新激活，推翻了“免疫功能不可逆耗竭”的传统认知。　　多组学揭示免疫再挑战的关键机制　　研究团队利用单细胞RNA测序、TCR测序及全外显子组测序等多组学手段，对患者治疗前后肿瘤及外周血样本进行深度解析，构建了免疫应答的“时空动态图谱”。　　结果发现，疗效差异的核心不在免疫细胞数量，而在于其功能状态与分化方向：　　有疗效的患者中，CD8+T细胞向效应记忆型和细胞毒性亚群分化，表现出更强的杀伤力与干扰素应答;　　无反应患者则以NK-like表型及祖细胞耗竭状态为主，抗肿瘤功能明显下降。　　这说明，免疫再挑战并非简单的“系统重启”，而是一个重塑T细胞命运轨迹的关键过程，决定疗效的核心在于能否恢复具备持续杀伤潜能的T细胞群体。　　发现“dyad”细胞：潜在预测标志物　　研究中，团队发现了一类同时表达T细胞标志CD3与髓系标志LYZ的特殊细胞群体，经多色免疫荧光验证为T细胞与髓系细胞形成的紧密接触结构，被命名为dyad细胞。　　研究指出：　　dyad细胞在应答患者的血液与肿瘤组织中比例显著升高;　　基线dyad丰度可预测疗效(AUC=0.886);　　治疗后dyad水平升高的患者，其PFS与OS均显著延长。　　该发现提示，dyad细胞或代表一种高度活化的免疫协同状态，有望成为未来宫颈癌免疫再挑战的重要血液生物标志物。　　推动宫颈癌免疫治疗的新篇章　　本研究首次通过临床与多组学整合证据，系统揭示了晚期宫颈癌免疫再挑战的可行性及其免疫学机制。研究表明，疗效依赖于功能性CD8+T细胞、巨噬细胞及dyad免疫结构的协同作用。　　这一成果不仅为既往免疫治疗失败的患者提供了全新治疗思路，也为未来的患者分层、疗效预测及联合用药策略优化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团队与作者信息　　本研究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周圣涛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蓝春燕教授、黄欣教授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赵林桔教授共同通讯;　　共同第一作者包括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蓝春燕教授、赵静副主任医师、李恰恰主治医师，以及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张沛东和华西第二医院博士后李培玮。

　　在青少年与年轻人群中，延迟睡眠-觉醒周期障碍(DSWPD)常常不只是单一问题，它可能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以及不宁腿综合征(RLS)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复杂的“睡眠陷阱”。在2025年法国斯特拉斯堡睡眠大会上，来自巴黎的睡眠精神病学专家Sylvie Royant-Parola博士指出：“这三种疾病之间存在共同的神经生物学与遗传基础，它们往往相互促进，使失眠症状进一步恶化。”　　当DSWPD、RLS与ADHD同时出现时，入睡困难可能加重，昼夜节律紊乱愈发明显，甚至引发情绪障碍与抑郁症。Royant-Parola博士强调，这种连锁反应不仅影响情绪稳定，还可能损害学习表现与认知功能。　　缺铁、节律与ADHD：诊断的多维挑战　　诊断这三种疾病时，医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症状的重叠。Royant-Parola博士指出：“为了准确区分病因，必须进行系统的多维度筛查，其中包括检测铁水平。”因为缺铁是RLS的重要诱因，而铁代谢异常也可能影响睡眠调控机制。　　延迟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入睡与起床时间显著延后。对于被迫早起的青少年，这种节律延迟导致睡眠不足、白天嗜睡、注意力下降与情绪低落。研究显示，约有20%的青少年受到DSWPD影响，而ADHD患者在其中更为常见——超过四分之一的DSWPD患者合并ADHD症状。　　青春期的荷尔蒙变化、夜间光照过多以及过度使用电子设备，都可能导致生物钟“减速”，进一步扰乱睡眠节律。　　运动与光疗：重置生物钟的关键　　在治疗上，时间生物学干预被认为是纠正睡眠延迟的核心策略。　　每天早晨暴露于自然日光或人工白光下的光疗法，有助于同步昼夜节律、提前入睡时间。此外，规律的体育活动同样重要，但应避免在晚上过度运动。对大多数患有DSWPD的青少年而言，下午1点至3点是最适合运动的时间段，既可促进代谢，也有助于夜间入睡。　　RLS与ADHD：共享病理机制的线索　　RLS与ADHD常伴发于青少年DSWPD患者中，这提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神经机制。Royant-Parola博士建议：“所有报告睡眠问题的ADHD或RLS青少年都应接受系统的睡眠筛查。”　　虽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S)也会引起睡眠障碍，但其机制不同，除非患者出现打鼾或呼吸暂停等症状，一般无需常规筛查。　　综合治疗：从行为到心理支持　　治疗DSWPD需要多学科协作与多模式干预，包括时间疗法、行为调整、心理咨询及必要的药物辅助。　　关键措施包括：　　限制晚间电子屏幕使用时间(不超过2小时，并在睡前1小时停止);　　保持固定的作息时间;　　进行规律的日间活动与放松训练。RLS的治疗重点在于纠正缺铁，当铁蛋白水平低于75 µg/L时应补铁，同时避免咖啡因、酒精与吸烟等诱发因素。对于轻度RLS患者，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就能改善症状。　　对于合并ADHD的青少年，首选行为干预，如建立规律的睡前习惯、减少屏幕刺激等。若症状仍持续，可考虑使用羟嗪或阿列马嗪辅助睡眠。　　睡眠与心理健康：警惕抑郁风险　　Royant-Parola博士特别提醒，睡眠障碍与抑郁症密切相关。“睡眠剥夺可能成为自杀行为的早期信号，因此在治疗DSWPD时必须与精神科医生协作。”她强调，睡眠管理不仅关乎夜晚的休息，更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的第一道屏障。　　结语：　　青少年的睡眠障碍不只是“熬夜”的问题，它可能隐藏着神经发育与代谢的深层失衡。通过光疗、运动、行为调整与心理支持的综合干预，有望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节律，摆脱“晚睡循环”，迎接更清醒、更健康的白昼。

　　你可能没想到——上班时坐在窗边，也许就是一种“隐形的降糖疗法”。最新发表于 Cell Metabolism 的研究显示：相比人工照明，在自然日光环境中工作，能显著优化2型糖尿病(T2D)患者的血糖控制与代谢模式。这项突破性发现来自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研究团队，为糖尿病管理提供了一个简单又无创的生活方式干预方向。　　光照与代谢：昼夜节律背后的“隐形杠杆”　　昼夜节律是调控人体代谢活动的重要“生物钟”。当其与外部环境光照节律不同步时，容易引发代谢紊乱与胰岛素抵抗。过往研究早已指出，夜间长期暴露在强光环境中，或是习惯晚睡晚起的“夜猫子”，患T2D的风险会显著上升。　　正因如此，研究者推测：白天暴露在更自然的光照中，可能帮助重新校准昼夜节律系统，从而改善代谢平衡。　　研究设计：让糖尿病患者“换个光线”工作　　这项随机交叉研究首次在受控环境下，直接比较了自然光与人造光对T2D患者代谢健康的影响。　　研究共纳入13名2型糖尿病患者(8女5男)，平均年龄70岁，平均空腹血糖8.1 mmol/L，糖化血红蛋白6.8%。　　实验分两阶段进行：　　一组在有大窗户、充满自然光的办公室工作4.5天;　　另一组则在无窗、人工照明的房间度过同样时间。　　四周后两组互换场景，确保对照条件均衡。　　核心结果：自然光让血糖更稳定　　尽管两种光照环境下的平均血糖值差异不显著(自然光7.4 mmol/L vs 人工光7.8 mmol/L，P=0.368)，但在细节上，自然光组表现更佳：　　达标时间显著增加：　　血糖处于理想区间(4.4～7.2mmol/L)的时间比例明显提高(自然光50.9%，人工光43.3%，P=0.036)。　　代谢模式发生改变：　　在自然光下，参与者的碳水化合物氧化率下降、脂肪氧化率上升，说明身体更倾向于“烧脂”而非“烧糖”获取能量。　　激素水平调整：　　晚间的唾液褪黑激素水平在自然光条件下更高，提示昼夜节律系统得到了更好的同步化调节。　　研究者解读：简单可行的“低成本干预”　　研究主要作者、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营养与运动科学系副教授 Joris Hoeks 博士 表示：　　“白天多接触自然光，是一种安全、廉价且可行的改善代谢健康的方式。若能结合户外活动或锻炼，效果将更佳。”　　他指出，这项研究虽样本规模有限，但结果清晰地展示了自然光对血糖稳定性及脂肪代谢的积极影响。　　为什么自然光能改善代谢?　　研究团队认为，原因可能与中枢昼夜节律系统受到自然光刺激有关。　　当人暴露于日光中，视网膜将光信号传递至大脑的下丘脑视交叉上核，从而调节褪黑激素分泌与代谢节律。　　自然光照更接近太阳光谱，有助于同步内源生物钟，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并促进脂肪氧化。而人工光源则往往缺乏足够的蓝光成分，光照强度也远低于自然阳光，难以触发相同的生理反应。　　新方向：以“光”为药，重塑健康节律　　Hoeks 博士进一步指出，光照管理或可成为未来糖尿病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团队正开展新的研究，探索：　　定时运动(如上午 vs 下午锻炼) 对代谢节律的影响;　　进食时间安排 与光照暴露的协同作用;　　不同季节和纬度下，自然光强度对糖尿病患者代谢反应的差异。　　他总结道：　　“增强昼夜节律的规律性，可能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维持血糖稳定的关键。自然光，就是我们忽视已久的‘代谢调节因子’。”　　小结：回归自然，让光照成为“隐形处方”　　这项研究为糖尿病管理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利用自然光作为低风险、无药物的干预手段。　　在现代人长期久坐、光照不足的办公生活中，简单地靠近窗边工作、午休时走到阳光下，或许就能在无形中帮助身体重拾节律平衡，稳定血糖。　　正如研究者所言：　　“阳光或许是被忽视的最强‘非药物疗法’之一，它的作用不止在心情，更在代谢。”

　　近年来，肿瘤新抗原(Tumour Neoantigen)被视为最具潜力的免疫治疗靶标。这类抗原只存在于肿瘤组织中，能够诱导特异性的免疫反应，为精准癌症治疗开辟了新思路。目前，全球已有上百项新抗原疫苗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然而，研究显示，仅有约15%–30%的新抗原能有效激活T细胞产生免疫应答。再加上实体瘤异质性高、抑制性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普遍存在等因素，导致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在临床中的反应率仍然偏低。　　微生物抗原启发新思路：利用“病毒记忆”重塑免疫反应　　相比新抗原，微生物抗原具有明确的结构和极强的免疫原性，能够迅速唤醒记忆性T细胞清除入侵目标。受到这一机制启发，中国药科大学杨勇教授、王文广副研究员团队创新性地提出“肿瘤病毒化”理念，构建了一种可通用于多种肿瘤的通用型疫苗体系——HBsAg标记肿瘤疫苗系统(H-TVAC)。　　这一成果以《HBsAg-tagged tumour vaccine system eliminates solid tumours through virus-specific memory T cells》为题，于2025年11月17日发表在《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上。　　将肿瘤“伪装”成病毒，激活HBV记忆T细胞精准杀瘤　　H-TVAC体系通过在肿瘤细胞表面特异性表达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将原本“隐匿”的肿瘤细胞伪装成高免疫原性的“病毒”。这种设计能够重新激活机体中长期存在的乙肝病毒特异性记忆T细胞，使其精准识别并攻击表达HBsAg的肿瘤细胞。　　研究发现，该系统不仅能高效清除多种实体瘤(如结直肠癌、乳腺癌、肝癌等)，还可诱导表位扩展效应，激发持久的抗肿瘤免疫记忆，从而显著抑制肿瘤转移和复发。　　突破传统个性化疫苗局限，迈向通用型肿瘤疫苗新纪元　　传统的新抗原疫苗往往依赖测序预测、筛选个体化抗原，周期长且成本高;同时，其免疫原性有限，疗效受限。而H-TVAC体系依托异源蛋白的强免疫原性与HBV记忆T细胞的持久效应，克服了免疫抑制微环境带来的障碍，实现了无需复杂筛选即可快速制备的通用型免疫方案。　　更重要的是，这一策略显著降低了疫苗研发与治疗成本，具备可推广性与临床应用潜力。研究团队目前正积极推进该体系的临床转化，并向肿瘤免疫治疗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与企业开放合作机会，共同探索新一代免疫治疗方案。　　研究团队与成果署名　　该论文由中国药科大学王文广副研究员、博士生褚亚(2024级)、赵莉莉(2025级)、吕淼(2025级)共同担任第一作者;杨勇教授、王文广副研究员、赵维俊副研究员，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左曙光副研究员及南京大学胡一桥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中国药科大学为论文第一通讯单位。

　　乳腺癌是最容易发生脑转移的癌症之一，其中HER2阳性乳腺癌的脑转移风险更高，可达30%-50%。然而，科学家对乳腺癌脑转移的分子机制了解有限，导致有效治疗手段缺乏，患者预后极差。近日，美国克利夫兰诊所Chen Peiwen团队在《Cancer Research》期刊上发表了研究论文，揭示了肿瘤相关小胶质细胞的TBK1信号通过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促进乳腺癌细胞的迁移、侵袭和增殖，成为脑转移形成的重要因素。研究进一步证明，靶向TBK1的抑制剂可以减少脑转移病灶并延长小鼠的生存期，为乳腺癌脑转移的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乳腺癌脑转移：肿瘤相关小胶质细胞的关键角色　　乳腺癌脑转移受肿瘤微环境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其中的肿瘤相关小胶质细胞。据统计，约30%的乳腺癌患者会经历脑转移，相关小胶质细胞被发现对癌细胞的定植和增殖具有支持作用。然而，这些细胞具体如何促进脑转移，此前研究并不清楚。　　此次克利夫兰诊所的研究聚焦于小胶质细胞的TANK结合激酶1(TBK1)，其在小胶质细胞的生物学功能调控中具有重要作用。团队发现，在乳腺癌肿瘤微环境中，小胶质细胞的TBK1信号通路被激活，并进一步上调GM-CSF表达，继而诱导乳腺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EMT)、迁移和侵袭。　　关键实验：TBK1信号通路激活如何影响乳腺癌细胞　　研究首先通过乳腺癌细胞培养基处理小胶质细胞，模拟真实肿瘤微环境对小胶质细胞的“教育”过程。之后，用这些受影响的小胶质细胞处理乳腺癌细胞，观察乳腺癌细胞的EMT相关基因表达和侵袭性变化。　　实验结果：　　肿瘤相关小胶质细胞可显著促进乳腺癌细胞EMT发生，增强其迁移、侵袭和增殖能力;　　使用TBK1抑制剂预处理小胶质细胞后，上述效应彻底消失，说明TBK1信号通路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进一步实验发现，虽然TBK1信号通路抑制影响乳腺癌的迁移和增殖，但不影响其存活，揭示TBK1信号主要影响癌细胞行为，而不直接诱导凋亡。　　GM-CSF：TBK1信号通路的下游机制　　通过转录组分析，研究团队发现肿瘤相关小胶质细胞的GM-CSF显著上调。以下实验验证了GM-CSF在TBK1信号通路中的作用：　　CSF2敲低实验：敲低小胶质细胞中的CSF2基因后，其对乳腺癌细胞的EMT、迁移和侵袭促进作用被完全抵消。　　CSF2受体耗竭实验：耗竭乳腺癌细胞表面的GM-CSF受体后，GM-CSF不再能诱导癌细胞的EMT及相关侵袭性行为。　　结果明确，小胶质细胞的TBK1信号通过上调GM-CSF发挥作用，进一步驱动乳腺癌脑转移的形成。　　动物模型：TBK1抑制剂对乳腺癌脑转移的治疗潜力　　在乳腺癌脑转移小鼠模型中，研究团队测试了TBK1抑制剂的效果：　　预防脑转移：使用TBK1抑制剂显著减少脑转移病灶，并延长小鼠生存期;　　治疗已发生脑转移：对于已形成脑转移的小鼠，TBK1抑制剂能够抑制脑内转移灶的进一步生长。　　这些实验结果显示，靶向TBK1的药物不仅可用于脑转移的预防，还可作为治疗未来乳腺癌脑转移的关键干预手段。　　研究意义与未来方向　　该研究揭示了肿瘤相关小胶质细胞中TBK1信号通路在乳腺癌脑转移中的核心作用，不仅阐明了致病机制，也为靶向TBK1的治疗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市面上已有用于抗炎抗过敏的TBK1抑制剂获批上市，这将大大加速其在乳腺癌脑转移领域的临床研究转化。此外，研究还将继续深入探讨小胶质细胞如何被乳腺癌“教育”成肿瘤相关类型，为整个转移过程提供新的干预靶点。　　总结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小胶质细胞的TBK1信号通路通过GM-CSF调控乳腺癌细胞行为，成为乳腺癌脑转移形成的重要驱动机制。靶向TBK1的药物有望成为治疗乳腺癌脑转移的突破性方案，为改善患者预后提供切实希望。这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乳腺癌转移机制的认知，还为开发新型疗法提供了方向，值得关注。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阿尔兹海默病(AD)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5000万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每年新增病例高达1000万，且65岁后每五年发病率翻倍。最近，一项新的研究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　　丛生蛋白与阿尔兹海默病的关联　　近期，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通过一项突破性研究，揭示了丛生蛋白(Clusterin)的结构和分子功能。这项研究首次利用X射线晶体学技术解析了人类丛生蛋白的三维结构，并发现其在细胞外蛋白质稳态中的重要作用。丛生蛋白，亦称为载脂蛋白J，是一种在血液和脑脊液中广泛存在的保守糖蛋白。研究表明，丛生蛋白的功能失调与晚发性阿尔兹海默病(LOAD)密切相关。　　丛生蛋白的分子伴侣功能　　研究发现，丛生蛋白由三个结构域组成，其中两个无序的疏水肽尾对其多种结合和保护功能至关重要。这一发现为理解丛生蛋白的功能机制提供了关键线索。丛生蛋白的分子伴侣功能主要是通过结合错误折叠的蛋白质，阻止其聚集，避免像阿尔兹海默病常见的淀粉样β和tau蛋白质的聚集。研究者还指出，当丛生蛋白的疏水肽尾被修改或去除时，其保护作用就会丧失。　　结构揭示为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提供潜在靶点　　丛生蛋白在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脑脊液中水平升高，并与细胞外的淀粉样β斑块结合。研究表明，丛生蛋白能够通过其分子伴侣功能防止有害蛋白质的进一步聚集。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丛生蛋白的三维结构，还阐明了疏水肽尾在多种功能中的重要作用。未来，研究人员可以围绕这一发现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例如通过增强丛生蛋白的分子伴侣功能，或设计能够模拟其保护作用的小分子药物。　　未来的研究方向　　这项研究的亮点在于其为丛生蛋白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提供了全新的理解。通过进一步研究丛生蛋白如何与细胞表面受体相互作用，或许能够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未来我们或许能够开发出新的治疗药物，减缓或预防阿尔兹海默病的进展，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总结　　丛生蛋白在阿尔兹海默病中的作用已经逐渐被揭示，科学家们通过解析其独特的三维结构和机制，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这一发现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以及更精准的诊断工具铺平了道路，为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你是否好奇，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免疫力更强，能迅速对抗感染?答案可能隐藏在我们体内的一种“神秘”免疫细胞——B-1a细胞。这类免疫细胞一直是科学界争议的焦点。然而，最新刊登于国际顶级杂志《Nature》的研究报告“TCF1和LEF1促进B-1a细胞的稳态和调控功能”详细揭示了这一免疫细胞的存在，并明确了 TCF1和LEF1 两个转录因子如何维持其功能。这项研究不仅解决了免疫学领域的一大谜团，还为治疗自身免疫疾病、感染以及癌症提供了新的方向。　　B-1a细胞：先天免疫的重要“调控者”　　B-1a细胞是一类独特的先天免疫样B细胞，主要分布在胸腔、腹腔等浆膜腔中。它们能快速产生 天然抗体，识别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并且分泌 IL-10 等抗炎因子，发挥重要的免疫调节功能。　　抗病原能力：通过天然抗体和免疫调节，帮助避免过度炎症反应。　　防止自身免疫：限制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组织，从而预防自身免疫疾病。　　虽然多年研究已确认其在小鼠中的存在，但在人类体内是否有类似B-1a细胞，一直是科学争议的重点。　　B-1a的发现：TCF1与LEF1像指挥官一样调控细胞功能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通过此次研究，揭示了 TCF1和LEF1 是维持B-1a细胞“干细胞特性”与“免疫调节功能”的核心因子。　　转录因子表达与细胞功能观测　　单细胞RNA测序：科学家发现，TCF1和LEF1在小鼠腹腔的B-1a细胞中具有高水平表达。　　基因敲除实验：通过构建特异性缺失TCF1和LEF1的小鼠模型，发现其B-1a细胞数量在腹腔和脾脏中下降约70%。此外，这些细胞功能损耗，无法抑制局部炎症反应。　　功能机制解析　　MYC依赖代谢通路：转录因子TCF1和LEF1调控了MYC代谢通路，以支持细胞更新但抑制过度增殖。　　IL-10和PD-L1表达保障：这两个因子促进B-1a细胞分泌抗炎因子IL-10和免疫调节分子PD-L1，维持细胞的调节能力。失去调控后，细胞功能衰退，无法有效处理炎症。　　人类中的B-1样细胞首次描述　　研究中，科学家不仅在小鼠中验证了TCF1和LEF1对B-1a细胞的重要性，更首次在人类中发现了类似的B-1样免疫细胞。　　胸膜炎患者：在胸水和血液中发现表达TCF1和LEF1的B-1样细胞，这类细胞占比甚至达到 80%，提示其可能在局部免疫调控中具有重要作用。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类似的B-1样细胞在癌症细胞中也高表达这两个因子，引发学者对其在肿瘤免疫领域功能的进一步探索。　　转录因子“双引擎”：B-1a的生存与功能调控　　研究表明，TCF1和LEF1像B-1a细胞的“双引擎”，帮助其在激活后依然保持适度的静息状态，避免过度增殖及功能衰竭。　　生存调控：支持细胞有效扩增与定植，并维持数量稳定。　　功能调控：通过促进抗炎因子IL-10的分泌，确保细胞具备抗炎和免疫“刹车”功能，从而避免免疫攻击失控。　　研究意义与应用前景　　此次研究不仅解决了关于B-1a细胞是否存在于人类体内的争议，还深化了对免疫系统精细调控机制的理解。　　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通过调控TCF1和LEF1，可以帮助恢复免疫系统的平衡，避免不必要的自发性免疫攻击。　　慢性感染与局部炎症：利用B-1样细胞的抗炎功能，开发针对性治疗以抑制过度炎症反应。　　癌症研究：在癌症中高表达的B-1样细胞提示其可能具有免疫调控作用，为肿瘤免疫疗法提供潜在方向。　　总结：免疫调控新发现引领医学研究新方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解开了备受争议的B-1a细胞在人体中的存在之谜，并首次明确表明 TCF1与LEF1 是调控其生存与功能的关键因子。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免疫系统的复杂调控，更为研究自身免疫疾病、慢性感染及癌症治疗开辟了新思路。这项研究强调，免疫学领域的每一次突破，都会为医学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

　　2025年8月12日，默沙东宣布其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联合维恩妥尤单抗(Padcev)在围手术期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的III期临床试验KEYNOTE-905(EV-303)中取得了积极结果。这项创新治疗为无法接受顺铂化疗的MIBC患者带来了更多治疗选择。　　KEYNOTE-905研究设计：创新MIBC治疗方案　　KEYNOTE-905(EV-303)是一项开放标签、随机、多臂、对照临床试验，共纳入595例患者，旨在评估帕博利珠单抗与维恩妥尤单抗的联合治疗是否能够显著改善MIBC患者的预后。该试验将患者分为以下三组：　　A组：术前接受3个周期的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然后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手术(RC)，术后接受14个周期的帕博利珠单抗治疗。　　B组：仅实施根治性膀胱切除手术。　　C组：术前接受帕博利珠单抗+维恩妥尤单抗联用3个周期治疗，然后实施根治性膀胱切除手术。术后接受6个周期的联合治疗，再继续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8个周期。　　研究终点与结果：C组显著改善　　主要终点：无事件生存期(EFS)　　EFS定义为患者首次发生以下任一事件的时间：　　疾病进展导致无法实施根治性膀胱切除手术;　　手术后残留病灶;　　局部或远处复发(影像学/活检确认);　　因任何原因死亡。　　结果显示：　　C组(帕博利珠单抗+维恩妥尤单抗联用)患者的EFS显著延长，与B组(单纯手术)相比，临床获益具有统计学意义和实际应用潜力。　　关键次要终点：总生存期(OS)及病理完全缓解率(pCR)　　C组患者在OS和pCR方面的改善也达到了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进一步支持联合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安全性验证：与已知药物特征一致　　研究表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维恩妥尤单抗的安全性与每种药物的已知安全性特征一致，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这意味着联用方案在疗效提升的同时，维持了患者的可耐受性，为临床应用提供了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膀胱癌与MIBC治疗的临床需求　　膀胱癌是全球范围内第九大常见癌症，全球每年约有61.4万例新确诊患者。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约占所有膀胱癌病例的30%，具有较高的恶性程度。　　现有治疗的局限性　　MIBC的标准治疗为基于顺铂的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然而：　　大约一半的MIBC患者因肾功能受限等原因无法接受顺铂治疗;　　无法顺铂治疗的患者选择有限，预后较差。因此，新型治疗方案的开发对该患者群体尤为重要。　　下一步计划与未来展望　　默沙东与安斯泰来表示，将根据KEYNOTE-905研究的结果向全球监管机构提交数据申请，力争推动帕博利珠单抗与维恩妥尤单抗联合方案的广泛应用，同时计划在即将举行的医学会议上公布更多具体数据。　　联合治疗的获益不仅为无法接受顺铂化疗的MIBC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还进一步证实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联用策略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中的临床价值。　　结语　　KEYNOTE-905研究的积极结果不仅证明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维恩妥尤单抗在MIBC围手术期治疗中的显著疗效，同时也为全球膀胱癌治疗领域开辟了新的路径。期待这一联合方案在未来临床实践中惠及更多患者，为临床医学贡献更多创新成果。

　　近年来，前驱糖尿病的发展为全球健康领域带来了巨大挑战，而通过饮食和药物干预防止其发展为2型糖尿病则成为有效的预防策略。二甲双胍作为一线降糖药物，通过AMPK等机制调节血糖，同时对肠道菌群和肠激素分泌也有显著影响。然而，其使用过程中常见的胃肠道副作用限制了其临床应用，而针对饮食结构与肠道菌群对二甲双胍疗效及耐受性的影响研究仍不足。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在《Nature Metabolism》杂志上发表，揭示了二甲双胍联合中度FODMAP饮食方案的协同效应，发现该组合能显著改善餐后血糖、促进GLP-1分泌，并降低炎症水平，为实现个性化糖尿病预防提供新思路。　　FODMAP与二甲双胍的双重协同作用　　1. FODMAP的定义与饮食干预试验设计　　FODMAP指可发酵低聚糖、双糖、单糖和多元醇的总称。本研究从26名前驱糖尿病患者中招募符合条件者，进行了两阶段饮食干预，每阶段10天，中间有至少2周洗脱期。受试者接受两种随机饮食方案：　　中度FODMAP饮食(每日约14g);　　低度FODMAP饮食(每日约2g);　　在前5天仅进行饮食干预，从第6天开始加入固定剂量的二甲双胍，体力活动和饮食热量严格保持一致。　　2. 血糖改善与GLP-1分泌增加　　研究发现，相比低度FODMAP组，中度FODMAP组(M组)表现出以下显著效果：　　餐后血糖增量降低：M组3小时餐后血糖曲线下面积(AUC)显著低于L组(401 vs. 458 mmol/L×180min)。　　GLP-1分泌增强：M组的总GLP-1分泌水平显著高于L组(13.4 vs. 11.3 pmol/L)，且后期GLP-1分泌增加幅度较大。　　胃肠副作用不显著：两组间整体胃肠道不适评分差异不明显，M组仅出现轻微排气增加，无临床意义。　　3. 炎症反应的显著降低　　通过血浆炎症标志物检测发现，两组均降低了高敏C反应蛋白(hs-CRP)，但M组降幅更为显著(478 vs. 861 ng/mL)。这表明中度FODMAP饮食对炎症的缓解作用优于低度FODMAP饮食。　　肠道菌群变化：促进健康菌种与耐受性预测　　研究表明，M组粪便中两种丁酸盐产生菌(Odoribacter splanchnicus和Bacteroides virosa)的丰度显著增加，这与餐后GLP-1分泌以及炎症水平下降密切相关。此外，虽然在整体菌群结构方面，M组与L组未表现显著差异，但M组粪便短链脂肪酸和丁酸盐水平的增加显著高于L组，且相关菌群功能基因表达上调，进一步体现了中度FODMAP的代谢优势。　　意外发现是，长双歧杆菌丰度在治疗后有所下降，但仍然M组高于L组，这暗示可能存在饮食周期性变化影响。　　耐受性预测因子Dorea formicigenerans　　研究还发现，在基线肠道菌群中，Dorea formicigenerans的丰度较高可预测二甲双胍疗效耐受性差的风险。经中度FODMAP干预后，不耐受患者仍表现出Dorea formicigenerans的显著上升，而低度FODMAP组未观察到类似变化。这一结果为未来的患者筛选和个性化治疗提供了新依据。　　临床意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1. 联合治疗的新策略　　中度FODMAP饮食与二甲双胍协同作用的显著优越性，包括改善餐后血糖、增强GLP-1分泌，以及减少炎症，展示了饮食干预和药物治疗的互补关系。该研究建议通过优化饮食结构(增加可发酵碳水)来提升二甲双胍的疗效并降低胃肠道副作用，为糖尿病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2. 精准医学与肠道菌群筛选　　Dorea formicigenerans的相关性凸显了肠道菌群在二甲双胍耐受性预测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可利用肠道生态数据制定精准治疗策略，实现肠道菌群和降糖药物的优化配合。　　3. 长期干预效果仍需验证　　本试验设计为短期干预，尚未明确长期饮食与药物联合对前驱糖尿病患者代谢结局的持续影响。未来还需进行更大规模、更长期的前瞻性研究，以确认该策略对血糖管理和肠道健康的全面益处。　　总结　　香港中文大学团队的研究为糖尿病干预带来突破性进展，揭示了中度FODMAP饮食与二甲双胍的协同作用机制。这项研究不仅证明可发酵碳水饮食能够增强药物疗效，还为减轻二甲双胍副作用及优化治疗提供了基础支持。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和肠激素分泌，这一饮食药物干预策略可能为糖尿病预防和治疗领域带来新的临床实践方向。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宣布批准了一种创新三联药物组合，用于治疗成人高血压。这款药物将三种活性成分——替米沙坦、氨氯地平和吲达帕胺，以单片复方制剂形式组合而成，为有多种药物需求的高血压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这一创新药物有望于2025年底正式上市，为全球高血压患者带来福音。　　创新组合药物：减少药物负担，提高疗效　　新获批的三联复方药物包含替米沙坦(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氨氯地平(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和吲达帕胺(利尿剂)，通过三种机制同时作用以更有效地控制血压。该药物分为三种剂量规格，为患者提供灵活的治疗选择：　　10mg/1.25mg/0.625mg　　20mg/2.5mg/1.25mg　　40mg/5mg/2.5mg　　这种单片复方疗法适用于需要多药联合治疗的高血压新的治疗方案，特别适合需要初始治疗的患者，简化了用药流程，同时能进一步提高服药依从性。　　III期临床试验数据支持其疗效与安全性　　FDA批准该药物的决策基于两项关键Ⅲ期临床试验的结果。研究显示，与双联疗法和安慰组相比，三联药物显著降低了患者的血压，同时高血压控制率更高，从数据上证实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此外，生产该药的公司正在探索该药物在预防脑出血患者再次发生脑卒中方面的潜在作用。这可能为脑卒中高风险人群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　　单片复方疗法：全球范围的巨大潜力　　新奥尔良杜兰大学Paul Whelton医学博士在评价这款药物时指出：“单片复方降压疗法对提高高血压控制率具有巨大的潜力，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合全球范围内的患者。高血压治疗通常需要联合用药，这款药物所提供的新剂量选择能够有效满足初始治疗及多种需求患者的需求。”　　高血压现状：亟需更优解决方案　　高血压在美国成年人中具有高发病率，近一半的成人罹患高血压，但仅约25%的人能够将血压有效控制。长期的高血压是冠心病、脑卒中及心力衰竭等重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据统计，高血压每年导致美国约46万人死亡，控制高血压对于改善公共健康至关重要。　　展望：多靶点控制高血压的新方向　　此次FDA批准的三联降压复方药物将为高血压治疗领域带来新的方向。其创新组合提供了强效而便利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在多药同时使用的依从性和治疗效果方面，形成了明显优势。　　随着2025年底其上市计划的推进以及对脑卒中领域的新研究开展，该药物无疑将为高血压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治疗选择，也为全球高血压防治注入新的动力